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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扩招刹车

发布时间:2019-09-13 01:27:38

  核心提示:4月底教育部传出来的消息就已经透露出,2012年高考招生开始放缓脚步,本科扩招停止。

  4月底教育部传出来的消息就已经透露出,2012年高考招生开始放缓脚步,本科扩招停止。

  经历了1 年的高考扩张,终于停下了年年膨胀的步伐。

  1999年,当教育部的一份文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称为《计划》)按下了高校扩招的按钮后,在教育产业化的驱动下,改变明显提速。

  而教育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称为《意见》)发布后的这场2012年高校招生狂潮,正在终结《计划》的某些逻辑。

  在它的背后,是中国在2012年的转身 消除社会风险的焦虑比经济增长的焦虑更为迫切。

  停止扩招,似乎契合了这一点。但如同当初扩招时一样,本科停止扩招,是否已慎重评估了即将产生的社会后果?

  大学转命 悖论

  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突破权力、金钱、人脉等方面的阶层封锁,给平民子弟提供上升空间。穷人无法和富人、权贵子弟 拼爹 ,但如果 文凭 、 知识 都拼不过,几无改变命运的可能,当不了 凤凰男 ,只能做 屌丝 。

  扩招理论上具有让更多人成为 凤凰男 的伟大抱负。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增加51. 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达到47.4%。到2001年,两个参加高考者,就有一个可以上大学。2011年,全国高校共招生675万,平均录取率达到72. %,几乎相当于报名的4个人中,有 个可以上大学。

  1 年的扩招,似乎正在压缩庞大的底层,壮大中产阶层,改变阶层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然而事实是,阶层结构变化不大,从流动性来说更加固化,贫富差距并未明显缩小。

  这些社会后果,并未与教育有多少直接关系,但教育对于 改变命运 的承诺,却没有兑现多少。其改善阶层结构的社会功能的发挥,某种程度上出现效果弱化。

  一方面,扩招的利益驱动使一个人上大学(甚至高中)成为一种投资,成本昂贵。一个农民家庭,一个城镇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改变他的命运,并以他命运的改变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增强了劳苦程度,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导致破产。但是,学生毕业后,在不算短的时间里并没有改变本人或家庭所处的阶层结构,反而导致他原来的家庭,实际的经济状况恶化了。

  经典的解释就是, 扩招 生产出那么多大学生,已经超过既定的经济结构的需求。 大学生 的身份,没能在一段时期内转化为较高的社会阶层的成员。

  对政治社会学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张静认为,这种情况,对整个社会其实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如果一些人自以为读了大学,马上自视甚高,看不起另外一些没读过大学的人,那么,社会的歧视,其实也通过文凭体现出来。

  就是说,和权力、金钱等一样,文凭也加剧了社会紧张和群体的心理对峙。

  如果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为了功利性目的而不考虑它在现实演绎中会导致何种后果,并且没有发挥出多少它的社会功能,那么,某种意义上它是失败的,而且会造成诸多隐患。

  1 年,多了一些社会风险

  1 年高校扩招最为人所诟病的隐患或负面后果,大致有三:教学质量下降、高校负债、大学生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工作比较困难,社会上出现一个具有失意感的 文凭群体 ,比如 蚁族 。

  随着疯狂的扩招在2012年结束,虽然是中国教育改革中 提高教学质量 的贯彻,但在外界看来,无疑有消除高校负债、减少具有失意感 文凭群体 的考虑。他们是扩招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当初为了刺激经济的教育,成了一种对社会风险的制造。

  张静把这一社会后果解释为教育和社会结构不匹配,以及整个社会从价值观念到分配标准等,没有和教育政策配合的后果。

  就古代的科举制而言,教育就是用来为官僚系统培养人员及后备军,维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的。因此,一种受教育的身份获得,比如进士、举人,基本上可以对应于他在社会中的某一地位和资源。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沿袭了这一传统,那个时候,大学包分配,学生毕业后都可以进入到 大体制 里面,比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拥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和资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 大体制 的社会控制的。

  然而199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人多了,且不包分配,即教育不再承诺一个人拥有某种身份就可以天然地获得一个相对较高的社会位置和资源,他需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技能去搞定,前提是,有机会。

  但正如张静所说的,这些人对自己的想象是不能再进入原来的社会阶层了,而是必须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比如进入管理层,但社会并没有那么多职位给这些人。那么,疯狂的扩招无疑多了一个负的功能,就是不断地生产一些对生存状态不满的人。

  反观络舆论, 情绪群体 其实更多的是 文凭群体 。当不想沉默的 文凭群体 ,和沉默的大多数有共同的挫败感时,社会风险就被放大了。

  消除弊病也要考虑新生弊端

  任何一个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对 社会 影响颇大的 政治 ,无论是教育领域、经济领域、行政领域的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社会结构,改善或恶化它。停止扩招,其影响超出了教育领域,具有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涉及一个社会以何种阶层结构,向哪一个方向演变。

  停止扩招,最能看得见的结果是:今后,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减少,工作更好找一些。社会整体的风险,似乎将因此而降低。

  另一个同样可以看得见的结果则是:一些青年在高中毕业后,在不愿或无法去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下,将提早出现在 社会上 ,也就是说,理论上,他们被剥夺了用上大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在中国,这一机会的重要性,对于平民子弟来说,仍然是第一位的。

  显然,教育部在停止本科扩招时,并没有收缩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而是把增量放在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 上。也就是说,就 文凭 这一符号来说,放在高等教育的高端和低端。

  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目前为26.5%,虽然学生总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但 总人口中的大学生数 并不高。发展职业教育这一方向是对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但以抑制本科招生人数为代价,有点牵强。另外,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转型,对本科生的需求并不会萎缩。

  最好的办法,也许只是停止本科扩招作为一个临时性的政策,根据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予以调整。同时,教育本身也不能单打独斗,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得到教育资源的大量投入,也需要在分配标准、社会评价上,改变对整个职业教育的态度。

  一个理性的,能够产生正向社会后果的公共政策,需要与 刺激经济 之类的功利性思维一刀两断,回到尊重教育规律,与社会经济结构匹配的轨道上来。它在考虑消除自己制造或参与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时,也要看是否会产生另外的社会风险,或放大本已有的社会风险,然后,从中进行权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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